例如，内阁政府的惯例以女王和议会的法律关系为前提条件。

6.仍然存在无法解释的立法依据现象。遵守宪法(包括拥护、忠于)的共35处。

但是，违宪行为的出现以及对违宪行为的处理还涉及各种非法治因素的影响。根据上述分析宪法实施的三项重要评估机制来看待我国现行宪法的实施状况，其中有一些评估机制无法有效地启动，如违宪审查机制。相对于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而言，现行《宪法》颁布以来，除了在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进行了四次修改，产生了31个修正案之外，迄今为止没有在全面修改意义上作过大的变动，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在一个法治社会中，由于人们的行为完全纳入到法治评价体系中，故违宪行为越多越频繁，意味着宪法实施的效果和状况就越不佳。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由此可以分析，虽然加入了同时依据其他法律的因素，但是由此也会造成立法权限划分不清的问题。根据样本分析，第1条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共计81部，其中只是简单规定依据宪法的共计65部，而在第1条明确指出是根据《宪法》中某个具体条文制定的只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改革开放后党在宪法观念上的转变，预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光明前景。

三、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宪法观念上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1998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意见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群体的宪法观念可按阶级、阶层、政党、职业、年龄、学历、性别、地区等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因而也最有本钱搞人治的人，现在没有了。

应当承认，上述转变事实上已经开始，只是还不够普遍和深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转变终将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宪法没有为以权制权的宪政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开个好头。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

正像人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完全清醒一样，人们对于什么样的宪法才是社会主义的宪法也还缺乏清晰的认识。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的第三次修正案。第四，从注重宪法的行政层级监督转变为注重宪法的司法监督。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

1978年3月5日，七八宪法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这个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庄严地写进了宪法，为我国21世纪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勾画了宏伟蓝图。

第九，从注重普通公民守法转变为注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守法和依法办事。（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26页。

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梁漱溟。再说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碰壁，特别是‘文革十年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切身体验，人们对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坚决了……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必定要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的前途所在，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注：许清主编《宪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页。宪法上的法治确立了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权威和宪法至上的观念等。（注：李步云：《宪政与中国》，载张文显、李步云主编《法理学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88页。）邓小平关于好的制度比好的领导人更可靠的观点是我党在思想认识上的重大进步，它不仅引导了中国共产党在宪法观念上的重大变化，而且也是我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思想前提。

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开端，中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0)》，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第86～88页。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发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

（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原因有二：一是毛泽东本人功高如山，他的权威太大了，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这种权威，使自己从人变成神。

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2)对宪法形式特征开始重视。(3)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

宪法固然具有阶级性、政治性，但宪法还具有一般法律所共有的某些属性，如国家强制性。这部宪法还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缩小了公民权利的范围，将规定公民权利的条款压缩为两条。

江泽民在讲话中对宪法的性质、地位、功能等进行了系统阐释。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八二宪法对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较前几部宪法更为明确、详细的规定，涉及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权、财产权、取得国家赔偿权、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以及特定人群的权利等多个方面的权利，初步构建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随着毛泽东政治观点的变化，毛泽东对宪法和法律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中，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其中，群体的宪法观念具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进了新中国，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按说有了人民的宪法，应该搞法制了吧。（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8页。

但不管怎么说，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已在理论上和宪法中确立起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宪法的地位、效力和作用以及宪法的实施也越来越重视，有了这些作基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前景应该是光明的。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对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党章中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的确认。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

1978年2月，在政协直属小组会上的发言中，梁漱溟说：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